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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杰:“贞固”、“亨通”是一切自信的源泉
作者:任国杰  来源:  访问次数:1301  更新时间:2017-6-4
“贞固”、“亨通”是一切自信的源泉
                                                    ——学《易》体会之一
                      
任国杰
 
                                 
   《易》曰:“乾,元亨利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一、“安土敦仁”但“日用不知”
 
    后学十岁丧父,在社会上无依无靠的我自此养成了强烈的上进心、自尊心和同情心。母亲总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先修路,后走路”,并懂得“人敬咱一尺,要还人一丈”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出自哪里我们并不清楚,但还是相信“老话”管用。我青年时代就学雷锋,争先进,有被“雷锋第二故乡”抚顺市人民政府正式授予“学雷锋优秀青年”称号这种安土敦仁、既济向上的超越的生命体验。作为大连市产权交易机构创始人,后学于而立之年出任首任总裁,积累了较丰富的全域优化资源配置的经验。2000年又出任中英合作企业重组(SOERED)项目大连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有与英国人、印度人较长期共事、交往的经历。我的太太家族又是纯正的回民,这样,我对东西方主要文化形态都有一定的了解,不赞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较善于与各种文明和谐共处。
 
    2009年一个极特殊的机缘导引我进入了易学领域,开始了勤苦问《易》的历程,小闻易道。
 
  二、《易经》之“观”是开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自己学雷锋有人骂我傻,后学觉得自己占领着道德高地,认为他人境界低,不予理睬;八十年代中后期,再学雷锋,已经是格格不入了。在85年中共党组织对我的“纳新”会上,尽管我做着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有的老党员还是指责、攻击我,说我作人虚伪!面对这种公然的人格侮辱,我以为环顾四周能搜寻到支持我的目光,可看到的却是冰冷的微笑。从此我采取的策略是:谁识敬我敬谁;不识敬,我远之。
 
    从党内没有找到答案,我试图从古书中寻找,可《论语》却反问“不知生,焉知死?”罕言性命,从中自然没有收获。在学习《易经》后我终于找到了终极关怀。
 
    孔子“老而好易”,“韦编三绝”,《易传》为孔子作,是孔子晚年成熟思想的表达。大易“观天文”——外界大宇宙,“观人文”内在小宇宙,“观我生”,“观其生”,讲“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讲“观天下”,讲“复见天地之心”——复观。要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总之,孔子之“观”是开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易“弥纶天地之道”,认为宇宙全息。人性是宇宙性的延伸,尽了人性,也就完成了天命。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尽管现在也有人骂我做企业经常考虑社会效益,浑身依然冒着傻气。可我却释然、心安。
 
 
三、《易经》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若合符节
 
    《易经》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学就得名于《易经》。由于西方有上帝存在,上帝又全知、全在、全能,这就决定了其形而上学具有僵化的、片面的、封闭的特性。如果说基督向下看,佛教就是转圈看;中国的老庄提出“万物负阴抱阳”,认为阴阳只存在于事物的外部,《易经》“三才之道”则认为阴阳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其“非覆即变”和以“未济”卦作结的卦序进一步说明,《易经》对事物是内外地看、辩证地看、发展地看。《易经》形而上学体系是开放的、生生的、自洽的。这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是合拍的;《易传》从伏羲画八卦开始,讲述神农、黄帝、尧、舜——五帝文明的传承史,讲“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又都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相通的,而其丰富的易理又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的理论源泉。
 
四、《易经》的“殊途同归”思想是“道路自信”的理据
 
    后学88年暑期大学毕业留校(辽宁师范大学)任秘书随即开始撰写当年“迎新大会”讲话稿,在关于师范院校“物质文明建设”着墨轻、重问题上,我与时任领导意见有过分歧。会后文学院一位老师在评价我和领导分歧时说了一句话:“中国只要西方的生产力,不要西方的生产关系是不行的!”这句话让我铭心刻骨,成了我的问题意识。尽管90年代离开高校“下海”,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际。我在思索:中国特色的道路究竟存不存在?即使存在,我们的传统是否是像列文森所说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随着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的解体而死掉?是否真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中国文化品质有重大缺陷,只有基督文明才能发展资本主义?自学习《易经》后,我产生了“中国道路”的自信。
 
    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像列文森预料的那样死掉,也没有走进“博物馆”。实践证明“现代性”也绝不仅是马克斯·韦伯那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还有儒家背景的“东亚工业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
 
    大易告诉我们,“天下殊途同归”。我们中国可以走有自己特色的“殊途”,经过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保合太和”的地球村而“同归”。
    
    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不是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由中国文化特色所主导。
   
    实践更雄辩地证明了,中共选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我们“仅靠做买卖”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引擎。
   
五、儒家的既济担当是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动力来源
 
    在承接SOERED项目与英国、印度人交往共事期间,我发现西方因有全能的上帝存在,基督徒往往把责任推给上帝;印度人多言“空”,缺乏报效祖国观念和奉献于地球村的意识。中国人则不然。《易经》告诉我们,“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由于人人皆有圣端,人人皆圣,参天地、赞化育,既济有为,表现出了强烈的道义担当——“当今世界秩序重建,敢问天下舍我其谁”的宏达气魄。这种引领世界新的发展方向取向,当为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西方现代性表现为文化上的世俗化、政治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消费的过度物质化。现代性的洪流裹挟着世界各个种族拥挤到了地球村。人们充满“理性的傲慢”,无节制地消费,人类已经成为地球无法承载之重。西方文明为我们送来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许多优秀的现代价值,但,囿于“上帝的一次性创造”观念和笛卡尔的“排斥性二分”理念,面对新的全球伦理,西方文明的资源已经显得极为有限。而《易经》却可以提供新的价值理据。
 
   《易经》“人文化成”、“既济有为”思想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思想饱含现代性,它究竟是“纳什均衡”还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得手”?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它提出天、地、人三才共建、共治,无疑可作为环保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易经》“有天地,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君臣”思想,这可为男女平等、女权主义提供理论资源;《易经》提出要“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可为西方的无度消费、寅吃卯粮作出约束;《易经》的“一言九鼎”诚信思想,可为完善世界诚信体系的座右铭;《易经》含元吐气、“自求口实”、“同气相求”、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导出“天缘共同体”命题;《易经》“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共靡之”这种“富予其邻”思想,完全可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如此等等。
 
    大易生生不息、君子终日乾乾,且明于复观之道,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我们不会再重复西方走过的弯路。儒家的担当、既济是中华引领世界走向崭新未来的不竭动力。

六、《易经》“德本体”论是文化自信的基石
 
    朱高正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牟宗山从“康德三大批判”中永远开不出“外王”来。后学在学习中发现,自熊十力先生指称六经“皆为内圣外王之学”以来,现代新儒家都把“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母题来打造,而“内圣外王”出自于《庄子·天下篇》。我们知道庄子专门作儒家的反命题,其主旨是“绝圣弃智”。现代新儒家把道家的命题拿来作为儒家的母题,这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后学在拙著《童子问易》中疾呼“内圣外王思想绝不是儒家真传!”儒家的真传是孔子观易之“德道”。
“德”字不见于甲骨文,它始创于西周,其本字为“悳”。
 
    从内涵角度看,徐复观、朱凤瀚、王德培等先生等都早已明确指出,起初“德”字并没有道德的含义,专指行为。春秋时儒家为“德”下过定义:“夫德,简而有度,升降有数。”德讲的是尺度。《易传》中提出“由数达乎德”、讲“出入以度”,讲的也是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圣端”出入先天世界和后天世界,与上天讨价还价的结果。《文言·乾》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庸”和“行”同语反复,“庸”就是恰到好处,就是尺度。《易经》讲“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是以“德”为本体。
    
    如果从西方形而上学各种学问的分工考察,本体论专讲有、无的问题,认识论专讲真、假的问题,逻辑学专讲对、错的问题。《易经》德本体论讲的是“始终”、“生死”和“有无”的辩证。大易弥纶天地、生死、鬼神之道,宇宙全息,人性在伦常日用中存存、展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人们趋利避害,建功立业,实现了人生价值,彰显了生命的意义。
 
    从外延看,由于“德”起初专指行为,故有“吉德”和“凶德”之分。而在《易传》中,“吉”、“凶”已被孔子“转换”,不再指福祸,而是讲权利。因为“吉凶者,言乎失得也。”大易还讲“巽以行权”、“益以兴利”,讲“利者,义之和也”——权利、义务对等、匹配。这样,我们说孔子“老而好易”,“观易之德道”,即观易之德本体。“德道”讲的是权利,而牟宗山的《易经》“道德形而上学”讲的仅是义务,即“德道”主权利,“道德”重义务。
 
    德道理论还有自己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其主要范畴有:仁与义范畴,礼与智范畴,数与度范畴,揆与变范畴,体与用范畴等。其主要命题有: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相对,《易经》认为“德是万物的尺度”,“人人皆有价值”、“形而中者谓之法”和“人能弘道,道亦弘人”等。
 
    德道理论是以性善论为前提,以德本体论为基础,以三才之道会通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自洽、未济、开放的价值体系。它可以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法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根据。儒家的德道,让我们找到了文化自信,它足可作为大中华的文化资本。
 
   《文言·乾》分疏了“元、亨、利、贞”。“元者”为至善;“亨者”即文明嘉汇、亨通;“利者”即权利和义务相应;“贞者”即贞固、自信。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都源于文化的自信,即乾元的“贞固”和“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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