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利国利民亦利主》
母马能磨面、打场、犁地、拉车、驮运、繁殖,给饲养它的主人带来利益。如果带来的不是利益,而是祸害,主人是不会饲养它的。同样的道理,臣给君,副职给主职,也要带来利益。走到哪败到哪,干一行坏一行,不造福,只惹祸,这样的臣子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利国利民亦利主,是副职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代官场上,臣子口称效犬马之劳。只繁劳而带不来利益,是不行的。马能给主人带来利益,如前所述。狗看家护院,追捕猎物,这也是利益。当然,这个利不是肮脏之利,而是合乎道义的利。利者,宜也,利益的合理分配之谓也。做副职的就是要帮助主职分配好各方面的利益,利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利益分配得体,社会人等各得其所,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做副职的自然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君臣互利,符合人类的交际准则,符合《履》卦的精神。这是正确的功利主义,不是唯利是图,蝇营狗苟。
战争年代,曹参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打下很多地方。西汉开国,赐爵平阳侯,食邑一万零六百三十户。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齐国是大的封国,有城七十座,曹参做齐的相国。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通黄老之术,曹参重金聘请,盖公为他讲了“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治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惠帝二年(前一九三年),萧何逝世,曹参继之为汉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择郡国吏木诎(qū音屈)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30页)汉惠帝误解他以南征北战的元老勋旧自居,欺自己年轻登极,所以才无所事事?颇有责怪之意。曹参在讲明理由之后,答复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30页)治大国,尤其是治劫后余生的大国,如烹小鲜,不能为在历史上画上一道属于自己的痕迹,为了显示自己怎么不同凡响,而变来更去,揽权养奸,折腾国家。这才是老诚谋国,与民休息,造福社会的大贤臣。萧规曹随,功在国家,利在人民,当了三年相国,他也随萧何而去。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一首“萧何为法,顜(jiǎng音奖)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歌谣(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曹相国世家》第2031页),不翼而飞,版土之内,有口皆碑。
第五节
做副职的忌先崇后,君唱臣和紧相随。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名利场上,如行使权力,出头露面,逸豫享乐,要退后一步。吃苦受累,冲锋陷阵,却要抢在前面。“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岳麓书社2006年3月第1版郭仁成著《尚书今古文全璧》第169页)辟就是帝王,生杀予夺,锦衣玉食,那是帝王的事情,臣子不能做。如果做了,于国于家都不利。凡事抢先于主职,争名夺利抢地位,是利令智昏的表现,已经误入迷途。历史上欺君逼主、擅作威福的权奸,王莽、杨素、严嵩、鳌拜等,祸国败家,死有余辜。遇事紧随主职之后,不成首倡,不为事主。但这不是说做助手的必须像古代的石磨那样,推推动动,拨拨转转,被动而富于惰性。而是说在主职决策之前,助手要给主职提供全面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多提建设性意见,甚至还要制定出几套备选方案,搞个上中下三策,帮助主职尽快做出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一旦由主职敲定,助手尤其是首席助手的职责就在于,在主职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统率下属和亲友,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主职交给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西汉的萧何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说,刘邦称汉王的第二年,他率诸侯伐项羽,临时都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的栎(yuè音岳)阳,萧何在那里辅助太子镇守关中。从完备法律,约束官民,到建立宗庙、社稷、宫殿、府衙、县治,一应事体,无论巨细,只要来得及,他都要一一请示,按刘邦的指示办事。有些紧急公务来不及请示,为了不误事,他敢于负责,便宜行事。但事后见到刘邦,总要详细汇报。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统计户口,征收赋税,振兴经济,富裕财政,调剂水陆运输,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军需。刘邦多次全军覆没,只身逃命,萧何总是征集关中青壮,及时补充兵员,使汉王整军再战。所以,刘邦很信任萧何,把关中这个战略大后方的一切事务全都委托给他了。在往前线输送兵员的时候,萧何还以身率物,把他家族中凡是能当兵的兄弟子孙们都送到前线去,表现出他追随刘邦的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战争拼的是意志、智慧、兵源、财源。意志来自刘邦,智慧出自张良、陈平,兵源财源靠的是萧何。由于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kuìxiǎng音溃响),不绝粮道”(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高祖本纪》第381页),不乏兵源,所以在天下大定论功行赏的时候,高祖认为萧何功最大,封为酂(zuǎn音纂,酂县属西汉沛郡,萧何的封国)侯。在所封列侯中,萧何的土地和人口最多。
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辞世。一九七0年三月,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建议。林彪非要设国家主席,臣唱而逼君和,君臣先后唱和之理荡然无存。庐山会议,矛盾公开化,毛泽东一个反击,林彪折戟沉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第六节《忠于明君无二心》
卦辞说,“利西南得朋”。在后天八卦中,西南方向依次是兑、坤、离、巽,代表女性,《周易》以地道比喻妻道臣道。坤为母亲,到西南是到女儿家了(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母女联谊,调和内部,增进感情,是拉派性,抱集团,群起反对乾父乾夫?不是,是为落实乾父乾夫交给的任务而共同努力。所谓西南得朋,就是这个意思。坤又为臣,比如丞相,他把下属团结起来,鼓动起来,不是拉一帮势力和皇帝唱对台戏,而是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为落实皇帝的工作部署而齐心协力,努力奋斗。
刘邦做汉中王的时候,部下多是关(潼关)东人,不服汉中水土,思念家乡。更重要的是汉中促狭荒凉,觉得跟刘邦在那个山沟里干没啥前程,一部分将士就开小差了,其中有韩信。韩信是淮阴人,在项羽那不受重用,投了刘邦。滕公夏侯婴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没多在意,让他做个“治粟都尉”,掌管军粮的生产。韩信嫌官小,跑了。他官欲太大,意志动摇,跟刘邦不坚定,起义目的不是安邦定国,而是贪求名利,韩信后来功成身灭,给这些动机不纯等致命弱点紧密联系着,这次开小差已露端倪。就当时的背景说,乱世用人偏重于才,德似乎在其次了,姑且叫做“慌不择德”吧?丞相萧何知道韩信可堪大任,当他知道韩信也开小差了,慌得来不及和刘邦请示,一个人追韩信去了,给民间留了一个“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传说。追回韩信了,刘邦把萧何臭骂一顿。这顿骂有讲究,刘邦误认为萧何也开小差了。别人开小差刘邦心里不高兴,跑了也就跑了,不怎么上心。萧何有大才,文可兴邦,刘邦是知道的,他若跑了,断了左右手,情何以堪,臭骂流露出刘邦对萧何的倚重!人家是喜极而泣,刘邦是喜极而骂,农民本色嘛!没什么不好。当通过对话知道萧何追韩信是为他追回一个帅才的时候,他对萧何的政治信任大大提高了。萧何推荐韩信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11页)大意是,你若满足于长在汉中称王,用不着韩信。你若经营天下,非韩信不行。究竟用不用韩信,你根据自己的志向做出选择吧!刘邦说我何尝不想得天下?想得天下,就得给韩信个官,留得着他。这个事不容耽搁,不容多思考,当即得拿意见,因为人心散了,留不住韩信,大事就去了。刘邦答应封韩信为将,萧何说封将韩信必然不留下来。不大用,他终究还是要跑掉。刘邦于是立即答应封韩信大将,大将当时就是军中最高官阶,原来跟刘邦东征西战的周勃等一帮宿将,都得听这个新到不久素不相识且寸功未立的矮子的指挥,对刘邦来说是需要有胸襟和气魄的。刘邦天生帝王气象,不乏这个胸襟和气魄。这个事情已经露出刘邦后来得天下的好兆头,一则表明刘邦知人,知道萧何是镇国重器;二则说明刘邦信任人,他不知道韩信是帅才,但知道萧何是相才且忠于他,忠于自己的相才识别并推荐出的帅才应没错,挤着眼只管用,这叫“移信”,把对萧何能力和忠诚的信任,移到了韩信身上。能不能忠于他不知道,但相信韩信是帅才。丞相一句话,推荐一个连自己都所知甚少的人做大将,将来将相联手,撬动自己的王位,怎么办?刘邦压根儿没考虑。知人善任,“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这是刘邦成就大业得天独厚的政治家资质,这个资质不是读书能读出来的。有人嫌弃刘邦文盲,岂不知天生的睿智胜过千万个皓首穷经的酸秀才。刘邦没顾虑的事情,后来也确实没发生。萧何推荐韩信,老臣推荐新臣,这叫“西南得朋”。萧何作为汉家第一臣,主导一出将相和、下属和、人民和(将相、下属、人民都属“坤”的概念)的历史剧,绝不是自成体系,和刘邦(元首为“乾”)对着干。相反,他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团结起来,为的是助刘邦,灭项羽,替天行道,拯民于水火。
在后天八卦中,东北方向依次是震、艮、坎、乾,坤在长子震、中子坎、少子艮面前是母亲,在乾夫面前是妻子,坤为妻为母,如果父子团结,倒无所谓,如果父子不团结,坤到东北去,只能坚定地站在乾夫的立场上,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与儿子们的分裂倾向作斗争,这是“东北丧朋”的主要含义。另外,坤为女性,东北的震、艮、坎、乾皆为男性,女性到男人的世界里,只能从一而终,不能给其他男人有染,这也是“东北丧朋”的含义之一。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乾为父为君,震、坎、艮为子为臣,老子是帝,儿子封王,坤为臣,即便是首席辅政大臣,比如丞相,他的上面有皇帝、皇后、太子和诸王,做臣的只能忠于皇帝(前提得是明主)。不能表面上忠于皇帝,暗地里给皇后、太子或诸王结党。不能在皇帝还在的情况下,企图设计以后的政治时代。看谁有继位的可能,就政治投机,卖身投靠,想永远立于朝廷,当二朝三朝红人儿,很可能要跌跟头。女人不能一见男人就松腰带,臣子不能一见有来头的主子就效忠。古有名训,一臣不保二主。不仅不保二主,而且还要和试图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作不调和的斗争。为忠君而任怨,得罪不安分的坏分子,是“东北丧朋”的政治诠释。
西汉初立,一个叫陈豨的人,奉命去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做郡守(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上任前到韩信那里辞行。此前刘邦命令韩信不再去他的封国了,留居长安,实际是信不过他,监视居住了。咋相信他呢?汉中危机,韩信以逃跑的方式,敲刘邦的竹杠,要挟一个大将当当。攻下齐国,刘邦命他会师攻项羽,韩信按兵不动,派人给刘邦说只能给他假(代理)齐王的名号,才能弹压着那个地方。项羽未灭,韩信第二次敲竹杠,刘邦不得已封他齐王。对于这么一个不识大体的奸猾之臣,在建国之后,刘邦先是削齐王为淮阴侯,后来是监视居住。这说明在用人上由乱世的偏重于才,变成治世的偏重于德。监视居住期间,韩信“居常鞅鞅”,心怀不满。陈豨面辞,机会来了。韩信鼓动他反,答应自己居中策应。陈豨果然反了,刘邦亲征,韩信装病不从征。“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司马迁撰《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28页)阴谋乘夜色不辨真伪,诈称奉刘邦诏命赦免在押囚犯,然后武装这些囚犯袭击吕后和太子。可喜天厌其德已经很久了,有人告发了这个阴谋,萧何定计生擒韩信,灭三族。萧何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韩信的“生死一知己”。图名利,反而没名利,而且烟火也续不上了。天地以血的教训警示人,但是有些人就是利令智昏。此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出了很多“韩信”式的渣滓。
有人骂萧何不够朋友。中国有句话叫大义灭亲,大义能灭亲,也能灭朋,关键是那个“义”字必须是大写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的母腹中躁动,直至临盆,那个阵痛剧烈啊,一痛就是东周五百一十多年。社会的分化改组,伴随着惨痛的战争,旧社会灭亡了,新制度诞生了,总体上是个好事,但罪得受啊?!王朝兴替,几人高兴几人愁?人民经受的灾难,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秦统一六国,该让人民喘口气了,偏偏碰上不识相的秦始皇父子乱折腾,人民忍无可忍,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星星之火,势成燎原,一呼百应,英雄辈出。项羽以暴易暴,人民不会容忍第二个“秦始皇”再来蹂躏他们,所以抛弃了他,选择了宽厚仁慈的刘邦。有人认为刘邦耍无赖得天下,说这话的人不妨也耍无赖夺夺天下试试?看人民怎么收拾你!刘邦得天下,是人民的选择。秦始皇出身贵族,文化高,把准历史的主体是统一,做了欧洲人两千年以后才做的事情,很了不起,这个山高海深的丰功伟绩,黄炎子孙永远不要忘了。儒家骂秦始皇两千多年,骂错了,儒家猥琐,没有历史战略眼光。没有秦始皇,中国给欧洲一样四分五裂。欧洲各国进行了多少个世纪的复仇战争,现在才知道不统一啥事也干不成,所以才搞了个欧盟。欧盟啥时候统一得像一个国家那样,不知道到猴年马月呢!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多了不起!欧洲现在的语言还没统一呢!中国现在的崛起,难道没有他秦始皇的功劳在里面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才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很优越的腾飞平台。欧洲咋不崛起?分裂嘛!合力小嘛!烧了几本书,骂得死去活来。那是在统一意识形态嘛!中国一脉相承,统一始终是民族的主旋律,难道给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官方的思想统治文化阵地,以官方舆论为导向,形不成宗教,没有宗教战争,没有必然联系吗?现在中国基督教很活跃,信主的人比中共党员还多,难道不是我们对思想文化阵地的控制有些松懈了吗?市场和思想文化阵地哪个重要些?历史会做出比较。秦始皇功比日月,但也有个缺陷,就是该与民休息的时候他折腾开了,没抓住新形势下的时代主题。继春秋战国之后,秦的统一战争打了三十五年,折腾十几年,秦末农民战争又打四年,东周至西汉建国这个时期的中国,总共在战争、动荡、折腾中度过了五百七十多个年头,近六百年的腥风血雨。“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四书五经·诗经·大雅·民劳》第223页)人民劳累至极,疲于奔命,也该休息一下了。秦始皇父子不让人民休息,人民就用战争的方式,强制他们不再折腾。他们的倒台,告诉刘邦,再折腾也会二世而亡。刘邦不识字,但会读天书,读社会实践的书。血的教训使他懂得,实行黄老无为政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已经成了时代主题。他抓住了这个主题,对外关系上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就是奔这个主题来的,高祖、文帝、景帝祖孙三代忍辱负重,目的就是让一线相悬、岌岌可危的国脉民气得以复原,振兴是以后的事情了。韩信为了一己私愤,冒天下之大不韪,政变篡权,汉家诸侯不和他打仗吗?重新挑起战争,把刚刚稳定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的国家和人民,重新推向烽火连天的深渊,天地人谁容他?千夫所指,尚且不病自亡。韩信何德何能,顶得住天地人共同的怒气所指吗?萧何设计灭他三族,顺天地之心,应国人之意,紧扣与民休息的时代主题,功莫大焉!韩信企图取刘邦而代之,萧何可不想到他那里邀荐“贤”之功而渴望封赏,在韩家王朝当红人儿。这种人,天灭之,地毁之,人杀之,注定当不了皇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萧何不搞机会主义,不脚踩两只船,不依违两可,不当两朝红人儿,义无反顾,当机立断,作出选择,保刘邦,灭韩信,给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才是天经地义,臣子“大义”。这就叫“东北丧朋”。“朋友”和明主干上了,丧失“朋友”,保全明主,是忠臣的唯一选择。萧何灭韩信,要看当时近六百年的历史背景,看时代主题,看君臣大义,不能从感情出发,作低层次的庸人式的议论,发不负责任的牢骚。立言要引导后人从大局考虑问题,为更多的百姓谋福祉。不看是非曲直,不知来龙去脉,一味地埋怨元首杀“功臣”,是错误的。后人总是骂刘邦杀功臣,很偏面,很错误!韩信由功臣变成颠覆国家未遂的罪臣了,杀他是为了镇国家抚百姓,杀之有理。何况,刘邦征战回来的时候,吕后、萧何已经杀了韩信了,刘邦只是表示“且喜且怜之”而已。喜的是韩信颠覆国家未遂,怜的是韩信有大功。替韩信说话,就是为乱臣贼子喊冤。助长乱臣贼子的气焰,百姓会有好日子过吗?像刘邦这样英明的皇帝杀人,基本无大错。明主当朝,我们应站在国家和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因为这样的国家和中央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舆论界不知道啥时候养成了一种风气,总是替一些乱臣贼子喊冤,打压明主,只有如此好像才能显出他们的三寸柔肠和多愁善感似的。这种风气不能长。清朝的索额图,身为相国,有康熙这样的明主他不一心一意去辅弼,却和太子勾结,成为太子党,他和两个儿子都被康熙处死。他不丧失太子这个朋友,铁心挺太子,拱康熙下台,想当两朝红人儿,到头来一朝红人儿也没做到底,丧失父子三条性命。这是极好的反面教员。功臣和罪人没有隔着万丈鸿沟,他们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对立面。韩信、索额图曾经是功臣,后来成了罪人,丢掉这些“朋友”,保明主,保国家,保住人民福祉,是应该的。这个世界上,大道理管住小道理,我们要让很多小道理自觉地服务和服从于大道理。“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讲的就是做臣子做下属的应该坚决遵守的大道理。遵守这个大道理才有利,所以卦辞前面有个“利”字。利,不仅仅是利自己,更重要的是利国家,利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