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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哲学咨询
作者:郑炳硕  来源:  访问次数:2115  更新时间:2013-5-3
《周易》与哲学咨询
 
郑炳硕(韩国 岭南大学 哲学系)
 
.前言 
 
哲学咨询(哲学谘商,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或哲学治疗所关注的最重要核心是“理解自己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能省察自身”、“使自己能找到答案”。通过哲学咨询进行治疗的核心不是指某种外在力量的介入,而是指开发潜藏于自己内部的力量并使之活动。从这个观点上看,所谓《周易》可以说是包含哲学咨询含意最多的书。
正如被译成“Book of Changes”所显示的,《周易》是在说变化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变化”意义可以压缩为“所有的都在变化,存在于其中的我自身该如何变化?”。为了妥善处置个别存在所处的境遇和状况,需要理解变化的本性和为适应这种变化采取适当的行为。从表面上看,这里最必要的好像是对外在变化的观察,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省察。《周易》正是起到了这种省察自己的作用。
《周易》的卦爻或章节给解释者敞开了无限的解释可能性。 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固定的解释。虽然《周易》起源于占卜,但这种解释的自由开放性绝不是在谈论人被注定的命运。相反地,该书要向人们强调的是,好好观察所处的情况,在其中尽全力,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周易》要讲的,与其说是指人被注定的命运,倒不如说是指人如何发挥主体作用,即“理解自己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能够省察自身”、“使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鲁·马利诺夫(Lou Marinoff)在《柏拉图灵丹(Plato not Prozac)》里把《周易》的这种性格说成是“像照镜子一样对人的内在作用进行反省的书”,指出“《周易》仅是帮助你找到内在的答案而已”。[1]
在这里,将通过儒家最悠久的经典之一《周易》来探讨哲学咨询的功能,乃至内涵的含意的可能性。《周易》这种产生多样解释的经典在现代是否也具备有用的哲学治疗功能,乃至是否能保持思维视域是值得充分探讨的主题。在这里,特别是将以作为诊断和治疗工具的大衍筮法的占法作用可能性为中心来讨论。
 
Ⅱ.人文主义占筮观的出现与《周易》
 
谈到《周易》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占。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那么把《周易》具有的根本性格规定为占卜书也是理所当然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与在易学名义下进行算命的占术行为绝不是无关的,其原因与《周易》具有的历史发生起源直接相关。在讨论《周易》的根本性格或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有很多人断然地把《周易》规定为占卜的书。他们能够强烈地推行自己论点是由于把《周易》起源于占卜的卜筮作为主要根据来揭示的缘故。
由于《周易》分明是起源于卜筮的占,所以对《周易》和占卦的关联性讨论是必需的。由于长期以来《周易》被利用为占卜的书,所以完全脱离对占筮过程的认识是无法探求《周易》思维方式的。这是因为,《周易》卦爻的象所具有的独特性格,最重要的是与筮占的特殊占法有关。在这里,不是单纯地根据人的神秘直观,而是通过数学的排列和规则来解释。在理性的人为加工和整理之后出现的《周易》占法基本体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或超越的存在的启示,与利用龟的卜辞具有明显的差异。余敦康对该问题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周易》的筮辞与卜筮是不同的。那不是单纯地为保存史料的占卜记录,而是为后代的占书提供参考和推论的根据。这是在认识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具有从已知推论未知的创造性功能。……虽然筮辞是使认识能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提,但由于卜辞只不过是重复原来思维阶段的缘故,所以能明显地得到区别。”[2]即卜辞只不过停留于单纯地记录神灵启示或保存史料的层面上,而不能发挥某种不同的创造性功能或作用。与卜筮不同的是,《周易》筮辞把这种片面的记录以辞典式进行编纂和整理。这就是64卦得到整顿的形式体系。通过这种人为编纂的《周易》象征体系,不是停留于单纯地依据神灵启示而问占的阶段,而是通过卦爻的象所体现的关系和象征的应用,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发挥使主体的、创造性的解释成为可能的作用。像这样,作为占卜书的《周易》转换为哲学书或者修身书,在五经里也占居最首要的第一位,绝不是偶然的事。《周易》能成为五经中最重要经典的理由在于它所具有的哲学的、思想的性格,仅作为占书的《周易》是绝不可能占居如此位置的。最明显地体现这种观点的时期可以在从龟卜占转换为筮占的阶段和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和占的解释里找到。[3]
《周易》里所说的占筮不仅仅是等待超越存在的单方面命令的单纯迷信。反倒是意味着在人的合理想法和做出慎重判断方面需要参考的考验中的一个阶段。这里更重要的是设问者自己的理性判断力。《尚书·洪范》篇里表述如下。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4]
 
出现难题的时候,人自己在心里深思,或者与位居高官的心腹或大臣们商议,如果不这样的话,可以与普通的庶人们商议决定。[5]这三种解决方式都是根据人的理性判断和决断。在以前的情况下,出现难题的时候,并不是无条件地问卜和筮。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最大限度地使用人自身具有的理性能力。对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神道的权威在衰退,人的知性能力得到强化”[6]。像这样,卜筮的使用既是受限的,又是不同考验方法的同时,在别的古典里也能容易发现被采用的占。在《春秋左氏传》或《国语》记录的有关“筮”的例子中,《周易》卦爻辞所说的吉凶指示绝不仅仅是盲目地接受,反倒是为了使它们的自知之明所行的决断更巩固,仅仅把《周易》卦爻辞作为一种参考或借口而已。
虽然《周易》里仍然残留着占的形式,但是占所具有的预言功能或作用不能再发挥更大的影响,而是转换为一种自觉的、修身的和自己反省的人文主义占筮观。在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转换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盲目的占与合理的哲学具有何种关系。因此,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周易》德文版译本的绪论里指出,《周易》最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在于引出占卜人的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所谓自知之明是指在反省和估量自身的动机与道德行为中产生的。因此,轻薄的人或不成熟的人是不能利用该书的。该书仅适用于能对自身的行动和自身发生的事情进行深思的思索性的、反省的人。[7]
在这里,“融”涉及了《周易》所具有的“咨询”或“治疗”的观点,这大概可以说是最早正式提及了《周易》哲学治疗或哲学咨询的可能性。到了现代,更正式地分析《周易》哲学咨询观点的书是鲁·马利诺夫的《柏拉图灵丹》。在该书中,马利诺夫多次以《周易》的哲学治疗为例来说明,甚至添加了“《周易》咨询”项目的附录。
 
Ⅲ.《周易》象征体系表现的哲学咨询含意
 
《周易》象征体系所具有的意义传达体系与其他书是明显不同的。这是因为《周易》绝不是以传达某种客观知识或情报为目的的缘故。如果《周易》象一般书籍一样,把焦点放在传达固定的客观知识或情报上的话,就不会产生后代多样的解释。根据观察角度的不同,《周易》的性格也各不相同,这是由于《周易》具有可以替代任何内容或事件的独特象征性语言体系的缘故。[8]
作为《周易》本文的卦爻象,可以说是能代替任何内容或事件的普遍模型或变项(variable)。《周易》的64卦384爻尽管从数量上有限,但由于包括天地万物的所有道理,所以可以称之为普遍性的模型。卦爻辞所说的象征性语言也可以代替和扩展为所有事态和事件。因此,《系辞传》里称之为“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是因为所有的卦不是仅仅代表固定的某一种内容或事态,而是代表一类的缘故。具有某种类功能属性的事物都可以归入某一种相应的卦。例如,如果说乾卦代表“健”的属性,坤卦代表“顺”的属性,那么由于马的性格强健,牛的性格温顺,所以马可以归入“乾”,牛可以归入“坤”。
虽然《周易》的64卦384爻是包括天地万物所有理致的普遍性的模型,但不是指连科学技术或社会科学的客观法则或原理都包括在内的所有法则和原理,以及可以提供解决现实所有问题的法则或信息。《周易》象征语言所具有的最有意义的功能是,能够起到解决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人生问题或困难的人文主义解释作用。如同把《周易》看做是包含能痛快地解决世上所有问题原理的万事亨通神书的观点,不仅是由于无视《周易》象征体系包含的独特意义传达方式所具有的真实价值,而且是不了解《周易》不断解释的历史的缘故。
当然,与《周易》的发生具有很深连贯性的龟卜情况,试图通过龟甲所体现的兆象得到对有疑问的事或无法预知的未来的情报和预言是明显的事实。然而,这种观点到达占筮阶段的话,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所谓从“鬼谋”到“人谋”的转换是指,越到后代,《周易》从情报传达或预言功能到帮助占卜者主体悟认和提供助言的功能就越得到强化。因此,没有读易者主体介入或解释的《周易》象征系统不具有其他意义,只剩下占卜记录而已。在这里,《周易》的作者绝不能依仗权威单方面地指导读者。换句话说,《周易》意义世界的权威从作易者的手里转移到读易者的解释。这并不是说《周易》经典本身根本不具备权威,或者不具备指导读者的某种哲学内容,而应该看做是起源于《周易》意义传达方式的特殊性。反倒是在这个观点上,作为在现代也更有用的、具有意味深长价值的权威经典,《周易》可以被重新诠释和再评价。
《周易》象征语言的意义传达方式绝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这里所说的间接性并不是指作家直接传达意义,而是指使读者通过自身主体的唤起来掌握的规劝或引导。[9]在意义唤起的间接传达过程中,作者不会依仗权威指导读者。读者根据自己的方式探求自省自得,这正是间接传达的本来意义。[10]《周易》象征语言所重视的并不在于传达客观知识,而在于读者自身的变化和创造性思维。这种《周易》象征体系与其说语言表现(expressive)的作用,倒不如说唤起(evocative)的作用更强。
 《周易》的发生起源也不能离开占的问题而考虑。《周易》占所具有的意义大部分具有治疗性的性格。所谓占卜的设问能够为设问者自身的“疑心”提供基础性的帮助或资料。因此,在占的行为上,重要的是设问者自身的主观判断与反省。就像《左传》“卜以决疑,不疑何卜?”[11]和《荀子》“善为易者不占”[12]表述的一样,并不是说所有的都寄托于占卜。 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况,或无论谁都无法做出决断的情况,或该决断除了自身之外,其他无论是谁都没有责任的情况,问占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忠言或参考资料的作用。不管选择《周易》里出现的哪个卦,可以发现有益的忠言或参考资料。通过被看做《周易》文本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所提供的忠言或参考资料回顾自身,可以发现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
通过可称之为《周易》本文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所提供的助言或参考资料,可以回顾自身,能够发现自己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事实上,可以说那是已经隐藏在自身潜在意识里的,根据本文可以被具体化。《周易》就像镜子一样照自己内心,其中的智慧可以与你的智慧互相产生共鸣。[13]
卦爻的象和辞给解释者敞开了无限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固定的或注定的解释不可能存在。因此,对于相同的卦爻象和辞,人们的解释只能是各自不同。这是由于解释卦爻的主体所具有的个别情况或意志等的实际条件被很强地反映和介入的缘故。这种解释的自由开放性表明,尽管《周易》起源于占卜,但绝不是说只具有谈论人的宿命的占书性格。相反,该书想对人们说的是,要求人们“立命”,即很好地分析所处的状况,在其中尽全力,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周易》所要讲的,与其说是要谈论人被注定的命运,倒不如说是要谈论人如何主体地发挥“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省察自身”、“使自己发现解决问题的答案”的作用。对于《周易》的这种性格,鲁·马利诺夫说“就像照镜子一样对人的内心作用进行反省的书”,认为“《周易》只是帮助你自己找到内心的答案而已”。[14]他的这种论述可以说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周易》所具有的治疗性格。
在《周易》所具有的功能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通过64卦为我们在生活方面提供了能够回顾自身的助言或冥想资料。这绝不是说某一个卦直接指示具体的某种行动。只是把该卦所说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通过反省的类比过程来说明“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省察自身”、“使自己找到答案”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周易》的象征语言里有很多具有哲学咨询或哲学治疗含义的资料。
 
.利用《周易》占的哲学咨询
 
1)自疗和问占,作为镜子的周易占
 
通过哲学来治疗痛苦的哲学治疗不像心理治疗或精神科治疗那样偏重于把所有人都“疾病化”,而是关注于“为正常人的治疗法”。用一句话来说,哲学治疗或哲学咨询,与其说始于技术,倒不如说始于对人的理解。[15]一般来说,“治疗(therapy)意味着帮助把不好的存在状态转变成好的存在状态,从有病的状态里找到健康。‘治疗’一词适用于因为有病而健康状态不好的情况,治疗的效果是指接受治疗的人摆脱不好的存在状态而进入好状态的情况,或者恢复到原来不坏的状态。这种不坏的状态称之为健康。”[16]然而,哲学治疗给接受治疗者实施的治疗方法与给一般患者实施治疗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即哲学治疗关注的最重要核心在于,首先“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然后“省察自身”、“使自己找到答案”。也就是说,哲学治疗的核心在于使患者在哲学上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如同每当需要时就能从自身内部取出并使用一样。为了使其成为可能,首先应该存在能够自己省察自己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治疗不是指某种外在力量的介入,而是指开发潜藏于自身的力量并使之活动,即自己治疗的或自我治疗的。所谓治疗的或自我治疗是指,接受治疗者判定自己处于不健康的存在状态,或者实施治疗者判定接受治疗者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共同实施治疗行为。具体说来,接受治疗者和实施治疗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称之为自我治疗。[17]即这里所说的“治疗”意义是指,“就像镜子一样比照人自身的内心作用”,或者“找出内心的答案”[18]对自己进行治疗。
就像这样,通过对自身的反省回顾,为了自己治疗自己,重新创造自己,必须能够在自身(self)之外省察自身。换句话说,为了重建自我,需要更扩展自身,并且能够站在外部观察者的立场进行观察。即“现在不仅要在内部直接体验自身的自我,而且还要能够与镜子里照出来的自身的自我相见”。[19]鲁·马利诺夫通过《周易》的占卜方式来引导这种自我的体验。在这里所进行的占的心理学绝不是实验的和生理的心理学,也不是医学上所说的病理心理学。这是通过“以心观心”对自身进行反省思考,这可以说是极为正常的人的心理学。在这点上进行的《周易》占绝不是被很多人当做迷信的那种占。
利用蓍草占得到必要的卦,并对该卦所属部分进行解读的话,其内容可以在对委托人(Client)面临课题的解决案中找到。如果把放在前面的《周易》任意翻到某页找卦的话,与其说翻开前后页,倒不如说翻开中间页数的可能性大。因此,相比之下,把复杂的蓍草占进行简略化的扔铜钱方式是更有效的。实际上,不管选择哪个卦,根据委托人的意识性的心理,在文本中都能够发现有意义的有益情报。事实上,那是你的潜在意识里已经存在的,只是根据文本被具体化了。《周易》象镜子一样比照来谈者的内心,其智慧与你的智慧互相产生共鸣。
利用平凡的三个铜钱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由于铜钱有正反两面,当把三个铜钱扔向空中时,会出现四种情况。即铜钱的正面出现三次的情况,铜钱的正面出现一次、反面出现两次的情况,铜钱的正面出现两次、反面出现一次的情况,铜钱的反面出现三次的情况。如果把铜钱的正面当做2,反面当做3的话,扔三个铜钱的结果可以计算如下。
 
正面出现三次的情况为6
正面出现两次、反面出现一次为7
反面出现两次、正面出现一次为8
反面出现三次的情况为9
 
我们扔三个铜钱可以得到一个数字。如果得到的数字是6或8的话,那是体现阴(--)的符号;如果得到的数字是7或9的话,那是体现阳(-)的符号。然而,阴的符号或阳的符号可能发生变化或不发生变化。假设6和9是变化的符号,7和8是不变的符号。
以这种方式把三个铜钱总共扔六次,把每次扔的时候所得到的阴或阳的符号记在纸上。用□或×来表示变化的符号。这是把正式的蓍草占加以简略化的过程。请参考如下图表。
 
 
 
 
 
 
 
 
 
 
一变
二变
三变
易数
奇偶
阴阳老少的数
符号
情况
过渫
44
40
36
 
老阳
第一种情况
渫馀
5
4
4
 
三奇
过渫
40
32
24
 
老阴
×
第二种情况
渫馀
9
8
8
 
三偶
过渫
44
36
28
 
少阳
第三种情况
40
36
40
32
渫馀
5
8
8
 
一奇二偶
9
4
8
9
8
4
过渫
40
36
32
 
少阴
--
第四种情况
40
36
44
40
渫馀
9
4
4
 
一偶二奇
5
8
4
5
4
8
 
* 渫馀:把夹在手指上的策数合起来。
* 过渫:分成四次之后的策数
 
例如,如果把三个铜钱总共扔六次,得到6(老阴)、8(少阳)、7(少阴)、7(少阳)、9(老阳)、7(少阳)的话,就以如下方式记录。
 
上爻
五爻
四爻
三爻
二爻
初爻
--
×
 
这样所得到的是讼卦,由于初爻是老阴,五爻是老阳,如果把阳和阴调换的话,就会成为睽卦,用“讼之睽”来表示,因此需要同时参照这两个卦的卦辞。在这里,咸卦属于“本卦”,风卦属于“之卦”。对于有变爻的卦,我们可以把变化的卦称为“之卦”,把原来的卦称为“本卦”。本卦是指占卜问题的现在状况,之卦象征现在状况变化为下一阶段的趋势。
 
)提供助言或冥想资料的周易
 
对卦爻象和辞的解释,给解释者敞开了无限多样的解释可能性。固定的或注定的解释不可能存在。因此,人们对相同的卦爻象和辞的解释只能是各不相同。这是由于解释该卦爻的主体所具有的个别情况或意志等实际性条件在这里被强烈地反映和介入的缘故。这种解释的自由开放性表明,虽然《周易》起源于占卜,但绝不是只具有谈论人的注定命运的占书性格。相反地,该书要向人们讲的是“立命”,即要好好分析所处状况,在其中尽全力,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绝不是坚持宿命论的立场,而是强调自己可以决定和确立自己命运的“立命”。在《周易》所具有的功能中最突出的特征是,通过64卦为我们提供在生活中回顾自身的助言或冥想资料。这绝不是指某一种卦直接解释具体的某种行动。只是把该卦所说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通过反省的类比过程,说明“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使自己反省自身”、“使自己找到答案”的一系列阶段。
如果通过扔铜钱分析《周易》所属卦的话,就可以知道该卦的智慧能够与你所处状况很好地吻合。明确说明《周易》为何能提供如此贤明的助言是不容易的。但结果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荣格称之为“同时性(synchronicity, 或共时律)”,即相互无关的事件没有因果关系地达到一致。如果需要助言的话,就扔铜钱。《周易》纯粹是依据偶然提供专家式的指南。该助言虽然不是完全吻合,然而像模像样地能通用的情况很多。当然,我们也可以挑选出不具有明显助言的卦。重要的是,委托人所解读的助言能给自己提供一个冥想的资料。必要的知识已经存在于我们脑子里。我们只需接受外部的帮助加以开发。《周易》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窗户。参照《周易》是一种与深水捉鱼相同的哲学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该书能给我们提供正确的方法。正是在这里又存在另外的世界。[20]
 
)哲学治疗师的作用
 
众所周知,哲学咨询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多数意见是,哲学治疗师反而是被动的助言者,帮助委托人(不是患者,而是指听取意见者(counselee)或委托人(client))对自己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认识或更明确地理解自身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并对自身的生活方法做出有责任感的决定。这是存在主义者式的接近方法,可以使委托人成为能动性的,使哲学治疗师成为被动性的。[21]在这点上,《周易》象征语言所具有的忧患记录绝不是强迫人,而是开发委托人自己所具有的尚未被发现的能力,发挥重建自我的唤起作用。在这里,忧患所具有的最大功能在于,重新确认委托人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并通过这种能力重建自我。因此,《周易》象征语言在委托人的自我重建方面,不具有任何指挥全局的权力,只是起到媒介或桥梁作用而已。在这里,治疗所意味的只是自身的人生观或价值观的转换过程(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22]作为诊断和治疗工具的《周易》智慧体现在卦爻间的相互关联或卦爻辞内。很明显,在《周易》里的两个中心是“时间”和“变化”。因此,利用《周易》的哲学治疗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其理由是,《周易》总是告诫要根据适当的时机行动,为了调和的重要性,还经常告诫要创造性地创造变化。[23]这种时间和变化的观点被如实地反映在作为《周易》基本构成体系的卦爻里。卦爻的构成自身或相当于《周易》发生起源的占法,即大衍筮法的形成都是由于观察根据天地、日月或四季等的时间而变化的现象,予以效法并反映到卦爻的缘故。《周易》作为世界构造的反映体,由于64卦384爻的展开过程象征宇宙的生成变化并反映自然的变化原理,因此所有通过《周易》进行治疗的治疗师(哲学者)都应该向由于不知该如何选择方向而感到困惑的委托人明确指出,时间意识和适应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变化的本性和创造的重要性。
 
.结论
 
重新创造自身的自我重建是指重新回顾在过去生活中的自身行为,对自身生活方式提出问题的反省的和创造性的再生活动。这是指不断“重复反省自身”的现实具体活动。《周易》很好地描写了作为“忧患的存在”,即“缺乏不足的存在”的人,在现实中不得不具有自身的错误,或对未来感到不安或痛苦的忧患面貌。另外,《周易》很好地体现了人这种存在能自觉到自身的这种面貌,并不断反省和努力改正自身过错的事实。 认识到这点并通过蕴藏于内心的答案开始的重建自我,通过反观和生生的意义,使真正自我的再建或更新成为可能。《周易》是能够使向自身提出问题的设问者或委托人不断努力去自觉自身的面貌,修订和改正自身问题的非常优秀的哲学治疗师。哲学治疗师不是以特别的专门知识,而是以任何人都具备的一般能力为基础,帮助设问者和委托人,使之能够自己探求自身并得到解答。《周易》不是给人们答案,而只是给人们提供必要的指导而已。即《周易》是使自己忘记回顾自己、或者忽视这种自我反省方法的人恢复使用此方法的指导书。在这一点上,《周易》具有的基本性质可以说是引导和唤起。
 
 
 


[1] Lou Marinoff, Plato not Prozac,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9年, 第34-36页。
[2] 余敦康《中国哲学论集·从易经到易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387页。
[3] 具体地说,可以在《尚书》、《国语》、《春秋左传》、《论语》和《荀子》等经典中找到这种观点。这些问题通过占所具有的神秘权威和人文的德的冲突观点,从用“疑占说”和德来代替占的地位和权威的“以德代占说”观点开始出现。特别是孔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对占所说的人文主义“不占说”的影响大。根据这几种观点,《周易》进行变身和转换。
[4] 《尚书·洪范》。
[5] 这里所说的“谋”与《系辞传》里所说的“人谋鬼谋”的“谋”意思相同。对“人谋”和“鬼谋”的解释非常多样。例如,解释为人图谋或鬼神图谋,或者对人图谋和对鬼神图谋等。这里所说的“谋”或“图谋”具有什么含义?可以说,它意味着遇到难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试图加以解决的情况。即人谋或对人谋是指很多人聚在一起合理性地权衡利害得失的情况,鬼神谋或对鬼神谋是指通过占卜分析吉凶,试图解释或解决问题。卫礼贤(Wilhelm)的英译本把“人谋”和“鬼谋”翻译为“人的思虑(thoughts)”和“鬼神的思虑”,詹姆斯·利雅格(James  Legge)的译本则翻译为“人的忠告(counsels)”或“鬼神的忠告”。卫礼贤认为只有得到“人谋”和“鬼谋”的共同协力,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参考卫礼贤的英译本,第354页)把“人谋”和“鬼谋”翻译为“向人谋议,向鬼谋议”,可以把“谋”译为“询问想法、接受忠告”意义的谋议。(参考郑炳硕译注《周易》下卷,第669-670页,注438)
[6] 高怀民《先秦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7] 参照Richard Wilhelm, G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的C.G.Jung的Foreword。
[8] 这里所说的象征性语言体系是指《周易》的卦爻和卦爻辞。
[9] 一般来说,提到某种事情或事态的话法有三种。第一种话法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所说的“履行话法(performative discourse)”。这里的“话”意味着应该即刻行动,也就是根据法律契约应即刻履行行动。第二种话法是命令的话法(prescriptive discourse)。这是指通过直接的命令使听者能够具体实践。这里的“话”意味着“操纵人使之实践”。第三种话法是唤起的话法(evocative discourse)。这里的“话”意味着“通过操纵和引导使之做此事”。这相当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的间接言语(indirect language)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说的间接传达(indirect communication)。所谓唤起的话法与庄子说明卮言相似。特别是在唤起的意义传达方式层面上,《庄子》的卮言和《周易》的象征语言具有非常相似的共同点。这是因为中心在于读者自省自得的间接传达的缘故。参考吴光明《庄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77页。
[10] 吴光明《庄子》,第78页。
[11] 《左传·桓公11年》。
[12]《荀子·大略》。
[13] Lou Marinoff,Plato not Prozac, 第301页。
[14] Lou Marinoff,Plato not Prozac,第100页。
[15] Lou Marinoff,Plato not Prozac,第34-36页。
[16] 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中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1997年,第101-102页。
[17] 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参考第101-102页。
[18] Lou Marinoff,Plato not Prozac,第100页。
[19] 凯·霍夫曼(Kai Hoffmann)著,朴圭皓译,《以哲学为名的药局》,Dubulu Book, 第77页。
[20] Lou Marinoff,Plato not Prozac,第100页。
[21] Jess Fleming,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e I 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waii, Volume 23, September 1996, 第300-301页。
[22] Chung-Ying Cheng, From Self-Cultivation to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waii, Volume 23, September 1996, 第254页。
[23] Jess Fleming,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e I Ching, 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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