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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音乐中的易学原理
作者:陈彦雄   来源:  访问次数:1861  更新时间:2013-5-3
音乐中的易学原理
陈彦雄
 
  内容摘要: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都不同程度地抒发和体现了本地域的思想感情与文化特色。中国的古代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东方文化的雍和大气、从容散淡,或隐或现、或刚或柔地流动在乐声、乐韵、乐曲的旷达幽远之中。作为中华民族大道之源的易学文化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催发和形成具有灵魂作用和导向意义。本文试从易理的角度梳里出古代音乐与易学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易学 音乐 阴阳五行 音律 宇宙音乐全息图
音乐美学  和谐思想
 
(一)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音乐的起源很早,当人类开始有意识的劳动时,音乐便有了产生的可能。人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他们在不断的敲击和呼喊中慢慢体会到一种和谐的节奏。原始人因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发出“啊”“噫嘻”等声音,以此作为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从而促进了音乐的萌芽。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然则歌谣所兴,宜自生民始也。”音乐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得到发展。在上古时期,生活条件恶劣,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相对薄弱,他们在共同的劳动中克服困难,音乐舞蹈成为他们劳动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吕氏春秋·古乐篇》就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传说。“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做五弦琴,以采阴气,以定群生。”只要阴阳二气不阻碍,能够流通畅行,那么万物才能生长,人民的生活才能富裕;反过来,阴阳失序,阴气沉滞,阳气散越,就会引起自然界的变易,造成灾害。
中国音乐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
3.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
 
古代的思想家认为阴阳二气的作用,是产生和形成世界万物。古人对天的认识,先于地,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天,天都森然存在,天主宰着一切,殷代卜辞中的“帝”,就是这种主宰的昭示:“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羽癸卯帝其令风—羽癸卯帝不令风。帝其降旱。伐邛方,帝受我又。帝弗其福王”(《殷墟书契·前编》)。天的威力,可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不同时期。最早人类本身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对周围发生的事很不理解,对自然界抱着一种恐惧感,认为冥冥中有一位神在支配、安排一切,自然界的昼夜往返,四季更替,风、雪、雷、电的发生,更有日蚀、月蚀的出现等等,无不是天神的意志。《易·豫卦》象传上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古圣明的君主,根据大自然欢乐愉快时雷鸣地震的情景创造了音乐,并用音乐来崇尚推广伟大的功德。他们以盛大隆重的仪礼,把音乐献给天帝,并用它来祭祀自己的祖先。 而天在气象来看有阴阳风雨晦明等现象,归拢起来便有阴阳的说法。
而五行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卜辞中“帝五工臣”、“帝五臣正”。 “工臣”和“臣正”都是管理“五工”的官职,后来又不断演化积累,终于有了对“金、木、水、火、土”的把握。五行是对地的思考,与天上三辰六气相对立,以后阴阳、五行便逐渐抽象化。音乐的性质和作用,音乐的审美标准,以及五声、六律、八音等音乐现象,便可以用阴阳和五行来加以解释。古人认为,天之六气与地上五行相互交感,客观的五声,主观的喜怒哀乐,都“生于六气”,“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都是音乐产生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的思想家,不仅用阴阳五行来解释音乐的性质和作用,而且也用阴阳五行来解释音乐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象五声、六律、八音。 古书中常常谈到五声、六律、八音,如: 《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尚书·益视》:“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 《周礼·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卜以合阴阳之声。”《左伽》和《国语》中,更是经常提到五声、六律、八音,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龚,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
中国音律主要是采用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十二律,即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姑洗、仲吕、蕤宾、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十二律又称十二律吕或律吕。关于五声和律吕的产生、演算,及其相互关系都贯穿着《周易》的精神,成为它们的理论根据。换句话说,古代的音律学说是以《周易》的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三)音乐与《周易》的关系
那么,何谓五声、六律,八音、八风呢?他们和《周易》的关系如何?
其实,五声、六律、八音就是音乐领域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音乐现象。所谓五声是因为声音有高低,按照声音的高低排列,由低到高,形成一个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D、E、G、A五个音阶。《汉书·律历志》这样解释五声:“商之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复之也。”由此可知,五声可与水、火、木、金、土这五行相对应,即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也与五方及四时密切相关联,所谓宫为土声,居中央,与四方,四时为相应;角为木声,居东方,时序为春;徵为火声,居南方,时序为夏;商为金声,居西方,时序为秋;羽为水声,居北方,时序为冬。《淮南子·原道训》说:“故五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但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以宫作为音阶的起点的,也有以商、角、徵或羽作为音阶的起点,依次类推,分别有不同主音的调式。《管子·地员篇》中有一段描写五声的文字,就是以徵音作为起点的:“凡听徵,如负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如牛鸣卯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
六律是用来测定声音的高低的。《国语》中伶州鸠说“律以平声”,“律所以平均出度也”。律是律管,《月令章记》说:“截竹之管谓之律”。一般竹管的数目确定为十二,而且长度也有一定的比例,于是形成了十二律。十二律中,奇数六律称为阳律,即:1、黄锺;3、太簇;5、姑洗;7、蕤宾;9、夷则;11、无射。黄锺:黄者,中之色;锺者,为“种”,言阳气种于黄泉,资萌万物,是六气之元。太簇:簇者为奏,说阳气之大,有奏地而达物的意思。姑洗:洗者系也,阳气洗物辜系的意思。蕤宾:蕤者为继,宾者为导,有阳气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之意。夷者为伤,则者为法,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无射:射,厌,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无厌已也。六律性阳,阳气旺盛,推动了宇宙万物向前发展。偶数的六律称为阴律,一般称六吕,即:2、大吕,4、夹锺;6、仲吕;8、林锺;10、南吕;12、应锺。六吕中的大吕:吕,阴大,有旅助黄锺宣气的作用。夹锺:阴气夹助太簇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仲吕:仲者为中,微阴之气始起,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而出种物。林锺:林,君也,指因气受任,助蕤宾君子种物而使长大茂盛。南吕:南,任也,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应锺:指该臧万物而杂阳阂种,阴气应无射。
 所谓八风、八音,《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何谓八风?东北日炎风(艮气所生。一曰融风,《史记·律书》作条风),东方曰滔风(震气所生。一曰明庶风)东南曰熏风(巽气所生。一曰清明风,《淮南子·坠形训》作景风),南方曰巨风(离气所生。一曰凯风,《史记·律书》作景风),西南曰凄风(坤气所生。一曰凉风),西方曰飂风(兑气所生。一曰阎阖),西北曰厉风(乾气所生。一曰不周风,《淮南子·坠形训》作丽风),北方曰寒风(坎气所生。一曰广莫风)。”与八音相配,匏音生于艮,方位东北;竹音生于震,方位东方;本音生于巽,方位东南;丝音生于离,方位南方;土音生于坤,方位西南;金音生于兑,方位西方;石音生于乾,方位西北;革音生于坎,方位北方。这样,八音与八卦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与《后天八卦方位图》相吻合。同时八音、八风又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又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有着紧密的关系。古人以后天八卦方位观念为依据,将八音与一年之八个节气相配合,这便是以革音属冬至;以匏音属立春;以竹音属春分;以木音属立夏;以丝音属夏至;以土音属立秋;以金音属秋分;以石音属立冬。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八音与八卦方位、时令相配的模式之中,实际上已经包容了“五声”的音乐艺术观念,再与律吕即六律、六吕(也称十二律)相配合,就是由《周易》传统艺术观念所衍生的律吕音乐艺术。这样就把八音、八风、八方、四季、八节与八卦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图式,也可称为“宇宙音乐全息图”。从自然界来说,就是风调雨顺,万物滋养;从人事来说,就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政通人和。在总体上构成了一曲优美动听的乐章,天地人三才和谐的宇宙协奏曲。可见,八音、八风与《周易》密切相关。
    
《国语·周语下》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在诗句中“和”与“平”两字显然有呼应作用。这种错开而又对称的用法,在后来的典籍中很常见。伶之鸠认为治邦理政如同乐队演奏,乐调来自各种乐器的和奏,和奏者则努力使乐调平协,而各种乐器音律和谐又取决于高低音乐器不相逾越。春秋以来,“和“与”平”两字在文献中更是频频出现。如:细柳大陵,不容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古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国语·周语下》)低音乐器过洪相陵,耳不堪闻,因此并非和谐之声。各种乐器七音互挠,就不是齐平之奏。音乐排场过于铺展致使国贫民困,声音杂乱失去本来的和平,则不不再是司乐之宗官所掌握的乐器了。“和”与“平”作为衡量音乐美学的理想标准,这与《周易》所强调的“和谐”思想不谋而合。五行有序,阴阳调和,万物处于正常的“和平”与“中和”的状态,才能创造音乐的最高境界。“五行”说,主张“和”,反对“同”。“同”如水与水相济,产生不出什么变化,因而也就得不出任何新的结果。“和”则不然,它是相反相异的物质,统一在一起,从而引出矛盾,发生变化,产生出新的结果来。把这一理论运用到音乐上,认为音乐如果只是同一种声音反复重复,就单调乏味,产生不出音乐的美来。反过来,不同的五声,不同的六律,不同的八音,相反相成,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出美妙的音乐。“和”与“平”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而且成为沟通天人、阴阳二气的要素与中介,在天人、阴阳二气中起到调节作用。《尚书·舜典》也记载着《周易》关于律吕音乐艺术和谐的文化理念,“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宽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这里音乐起到沟通天籁地籁人籁,宣导天地之气,“以育生化成”,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易传·彖下》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阴阳合和万物生。天地互相交感,万物变化生成。圣人感化人心,于是天下和平。《周易》倡导的和谐境界,就是“神人以和”、“天人合一”。这一宇宙运动模式在《周易》看来是可以用音乐律吕来抒发的。先贤以天地阴阳之气在升降浮沉中所发之音为天籁,地籁,人之气在升降浮沉中所发之音为人籁。天籁、地籁与人籁的交响和鸣,就是律吕的和谐,即是音乐艺术美。《周易》中的音乐和谐之美的根据是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所奏出的和谐曲。因此,人们创造音乐以象征和表现天地人和阴阳的“天地大美”;同时,又认为人所创造的音乐艺术可以影响和调节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所以先贤心目中音乐艺术的 “神人以和”境界,一方面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首美妙和谐的乐曲,而人们在音乐创作中采天地阴阳之灵气而得以滋养,从而产生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所创作的美好音乐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推动和调节天地阴阳两气的运行育化,从而使自然、社会与人生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这些都是《周易》音乐美学中的和谐思想。
 
(五)从古筝揭示音乐的易学原理
音乐是人类文化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悦耳的音乐使人减轻缓解心负荷,赋予人的生命力量,纯洁心灵。我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音乐的产生原本于宇宙的客观规律。宇宙是“物生而后有像,像滋而后有数” (《左传·僖公十五年》)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吕氏春秋》中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始于度量,本于太一”。现代音乐理论认为声乐是由气息的运用和控制而产生声音的艺术,人体是乐器,也遵循阴阳对立平衡的原理,阴力下坠而产生声音上亢之功效。天籁、地籁、人籁合而为一,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可见,音乐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将从《周易》与古筝艺术进一步地探讨研究。
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乐器,是我国国粹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西方人称誉为“东方的钢琴”。古筝流传至今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经悠悠千古沧桑变幻,但它至今仍是祖国音乐艺术百花园中一朵引人注目的鲜花。古筝以其古朴而典雅的音韵风格,丰富而多彩的弹奏技巧,浓郁而清纯的声情效果,使国内外广大音乐爱好者为它陶醉、倾倒。许多人并不知道,古人所发明的古筝无不从《易经》中卦象所寓的阴阳哲理,卦爻天、地、人三位,河图五行生成数得到启示。
<一> 古筝外形是一个庞大的弧形共鸣箱,面板为拱弧形,底板为平面,符合《易经》中的“天圆地方”,“大道方圆”的朴素理念。
<二> 古筝分为高中低三级音阶,分别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与《易经》卦爻天、地、人三位密切相关。
<三> 古筝的弹奏方法和技巧上,采用了《易经》中阴阳对立,阴阳平衡的原理,更加丰富其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例如《渔舟唱晚》中的曲调:
 

<四> 古筝仅有五声音阶—“1,2,3,5,6”。即“宫,商,角,徵,羽”,没有“4,7”,仅在“6,3”弦上通过按音求得。其五声音阶与《易经》中的河图五行生成数密切相有关图表如下:
五行配五音及其它信息
 
五行
五音
五脏
五色
五方
西
五味
四时
四季
欲情
A. 宫—1,为五音之首,声独而远 情柔而泻,五行为土也。如“马兰花开”。
B. 商—2,有坚贞之意,肃杀之气,五行为金也。如“春江花月夜”。
C. 角—3,中和之象,声柔而脆,五行为木也。如“梅花三弄”。
D. 徵—5,声后而举,声急而幽,安序以履,五行为火也。如“汉宫秋月”、“苏武牧羊”。
E.  羽—6,声哀而平,柔和婉顺,主智多能,五行为水也。如“昭君怨”、“塞上曲”。
由此可见,五音各安其位,而不相夺,又相互照应,彼此调和,故古筝有“极五音之幽微”的美誉。
《周易》是千古奇书,它意广涵深的意蕴,就如宏博的宝藏,丰富的乐理文思,皆能从中找到深刻的渊源,追寻到先民审美意趣的积淀,从而对音乐的形成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为推动人类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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