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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应从何时算起
作者:方夷  来源:国际易学联合会地理环境科学专业委员会  访问次数:992  更新时间:2020-2-16
 

     庚子年应从何时算起

   

    (国际易学联合会地理环境科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近期接到国际易学联合会《紧急通知》:“ 提请大家注意:在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蔓延期间,一律不得以国际易学联合会及其机构或职务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发布对疫情的所谓‘预测和分析’,如有违者,必将严肃追究其责任。”笔者感觉这个《紧急通知》来得非常及时!大家应该会注意到,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在微信圈及其它网络媒体上,有很多朋友以各种易学形式对当前疫情进行预测和分析。在这些预测和分析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庚子年这个年份,具体说,就是拿流年“庚子”说事。譬如2020127(阴历正月初三星期一),一位企业家朋友转发一篇易学大师的文章过来,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做了截图(不完整),各位老师不妨先浏览一下。 

              

 

截图中文章开篇部分的文字是:“从易经角度分析一下此次疫情,增加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1,关于庚子年。虽然已过大年初一,,但我们现在理论上还是己亥猪年,因为真正的庚子年要等立春之后才到,立春时间为20202417312。现阶段恰为猪与鼠的交接,在十二生肖中,猪是最静的,鼠是最动的,交接过程中的不和谐在所难免。同时,此次交接不同于其他生肖的交接,乃为大循环、大交接,是12年一次甚至60年一次的交接,阴阳平衡短时会被打破实属正常。等到交接完毕,也就是立春之后,鼠归正位,一切将回归自然。”这位大师开篇说“真正的庚子年要等立春之后才到”,我对此说法感到非常诧异。后来接连几天,又看到多篇类似性质的文章,而且提到庚子年,都异口同声说2020庚子年必须是从今年24日立春才开始。面对这众口一词,我已经不是诧异,而是震惊了!随后特意去搜索了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和文章,竟然发现以立春节作为一个流年周期的起始点,在易学界似乎是一个“共识”!我感觉匪夷所思!于是迫使我想写一点东西,针对一个流年的起始点问题,从天文历法、易学历史传统及其实践应用角度,抛砖引玉,做一些探讨。

 

一,夏商周秦汉,各有各的年。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时间周期的年,在中国古代不同朝代对其起始点的规定是不同的。因为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常常要重新确立“正朔”。即正月,为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朔即初一,一个月的第一天;正朔,即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由于我国古代受到天命论及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每逢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往往要通过重新确立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即重新规定“正朔”,来象征和宣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与唯一性。

《礼记·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建也。”《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综合各种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夏朝的正月基本对应着现在的阴历第一个月,即建寅孟春之月;商朝正月基本对应着现在的阴历十二月,即建丑季冬之月(注后);周朝正月基本对应着现在的阴历十一月,即建子仲冬之月;据说秦朝使用颛顼历,其正月基本对应着现在的阴历十月,即建亥孟冬之月;汉朝初期仍以秦历为准。直到汉武帝时,才组织专门班子,改颛顼历太初历,循夏朝传统,以现在的阴历第一个月作为正月,即建寅孟春之月。但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后世帝王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因此,以阴历第一个月作为正月,即将孟春寅月作为一年的起始月份,从汉武帝开始被基本固定下来。

 

注:建丑,即以丑月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建子、建寅、建亥则分别是以子月、寅月、亥月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凡亥子丑寅等地支所示月份,通常都以二十四节气作为时间分界标志,如子月为大雪经冬至到小寒这段时间。上述地支所示月份,与我国历法阴历月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亥月基本对应着阴历十月,子月基本对应着阴历十一月;但因为阴历月份皆固定以每月第一天为本月开始,这就造成阴历月与地支所示月虽然存在着一种大致相当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只是相对的,笼统的,两者各自所代表的完整时间段并不一致,有时候甚至相差很大。本文为了表述方便,凡需要同时言及阴历月与地支月时,皆以两者大致相当的对应关系为准表述,如冬至所在月即阴历十一月子月。特此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二,“朔旦冬至,得天之纪”,“推历者以本统”。

 

年,又称为地球年,是计时单位。一年通常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或者说是太阳在天球上沿黄道从某一定标点再回到同一定标点所经历的时间周期。既然是计时单位,自然要以天文历法为依据,并确定一个具有天文学意义的标志性起始点,以供后世遵循。可是纵观古代特别是夏商周秦汉时期,出于政治原因,每逢改朝换代便要重新确定“正朔”,改变一年的起始点,如此就难免造成一年时间周期在起始点上的混乱认知。那么,在古代天文历法沿革历史中,对于一年周期的起始点,有没有一个可供后世共同遵循的传统标志呢?

 

《史记·汉孝武本纪》:“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问於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白话一下:“齐人公孙卿说,今年冬天辛巳日得到宝鼎,今冬辛巳日这天早晨交冬至,冬至所在的辛巳日也自然是初一朔日,这和黄帝当年得到宝鼎的时间是相同的。公孙卿有一部木简书,上面说:黄帝在宛朐县得到宝鼎,向鬼臾区询问此事缘由。鬼臾区回答说:帝在己酉日得到宝鼎和占卜用的神策,而这个己酉日正是今年的冬至日,此日早晨交冬至,这说明帝得到了上天授予的天道历数,因为天道历数一年周期是以冬至作为起始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

上面这段话,齐人公孙卿告诉汉武帝说“与黄帝时等”,指的是汉武帝和黄帝都是在冬至日这一天得到了象征皇权的宝鼎,其目的无非是要将汉武帝和黄帝其人其事相提并论,以此颂扬汉武帝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上述记载说明,黄帝时代把冬至所在月即阴历十一月子月作为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把冬至日这一天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并将此视为“得天之纪”。“齐人公孙卿”借札书所载“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这个典故,来阿谀逢迎汉武帝并获得认同,这说明在汉武帝时代,人们充分认可天道历数一年周期是以冬至作为起始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个观点的。

 

《史记·汉孝武本纪》:“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大意是说:“两年以后,十一月甲子日早晨交冬至,推算历法的人,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并认为这是历法的正统,所以天子在这一天亲临泰山,于十一月甲子日冬至时分,即十一月第一天早晨在明堂祭祀上帝。”

 

前面“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这句话,是“札书”中鬼臾区向黄帝所言,经齐人公孙卿转述给汉武帝;后面“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这句话,则是太史公司马迁亲自说出来。而且汉武帝也是身体力行——“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这足以说明汉武帝时代是充分认可“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这一观点的。

 

通过上述记载,笔者认为,以冬至所在月即阴历十一月子月作为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以冬至日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这种确定“正朔”的历法模式,不仅被认为源于黄帝,在周朝得到继承发展,而且即使在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依然被视为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正统。

 

唐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司天考》记载:“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盖自汉而后,其说始详见于世,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尧、、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历家之术,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史记·天官书》:“其纪上元。”司马贞索隐:“上元是古历之名。”“上元”指的是上古纪元,是华夏民族的初始纪元,相传它是以华夏先祖伏羲或黄帝时期恰逢“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这样一次奇特天文现象为起点的纪元,也称“上元历”。《新五代史·司天考》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推演计算历法积年,往远古推算到几千年乃至几万年之前,必然推算出某一年冬至正好在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子时),此刻又恰遇日、月、五星都会聚在正北方天空(子方位),于是古人就将这一年的冬至(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作为历法第一年的开端,这便是上元历。大约从汉朝以后,上述说法才开始详细见于各种记载,推其源流大概只能是如此情形。所谓‘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等,果真是尧舜夏商周历代的历法法则和传统吗?现在找不到直接证据可以考证了。不过,自汉朝以来,历法家推算天文历法的法则,虽然各朝各代多有差异,但依然都遵循着‘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这个基本的法则和传统。”《新五代史·司天考》的这段记载说明:不仅在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而且“自是以来,历家之术,虽世多不同”,但以冬至所在的阴历十一月子月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以冬至日作为一年周期第一个月的第一天,这种确定“正朔”的历法模式,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基本法则。

 

综上所述,从《史记·汉孝武本纪》所记载,结合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司天考》中的论述,抛开不同时代历法的变迁和差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以冬至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起始点,以冬至所在月即十一月子月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无疑是我国天文历法一直以来的基本传统。

 

三,各过各的年,“推历者以本统”依然在。

 

《史记·汉孝武本纪》:“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大意是说:“夏季五月,汉朝更改历法,遵循夏历将立春后一个月即寅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崇尚黄色,官名印章改为五个字,同时更改原来的‘元封’年号为‘太初’,以改历这一年作为太初元年。”告诉我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的《史记·汉孝武本纪》,现在又告诉我们,汉武帝最终还是“改正朔”了!而且亲口说出“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的太史公司马迁,正是积极推动汉武帝“改正朔”的人之一。

 

是啊,传统并非只有一个。“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这是一个传统,是推历者的“本统”!但是,“改正朔,易服色”,黄帝颛顼夏商周秦,各有各的年,各过各的年,这也是一个传统啊!倘若从政治需要出发,从借助天文历法这个工具来宣示当权者的合法性出发,这两个传统,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是我,从有利于政权稳固出发,我会毫不犹豫选择“改正朔,易服色”,积极实现《礼记·大传》所说的“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道理很简单,老百姓知道什么叫“得天之纪”,什么叫推历者的“本统”?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老百姓整日里忙着养家糊口,哪有闲暇去关心像天文历法这等高深玄妙的事情呢?但是你一声号令公告天下,从某某年某某时起改变度量衡,改变文章考核的标准,改变每年的第一个月第一天,改变服色,改变徽号,改变器械,改变衣服式样,凡是到期不执行者就要坐牢杀头,你说老百姓会不会不关心?不关心能行吗?这就是“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改朝换代了,老百姓也必须得参与进来,一起“变革”——以此普天下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大“变革”,来宣示当权者的合法性、权威性与唯一性。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在政治正确的传统面前,其它传统,往往是需要乖乖让步的!

 

但让步并不等于消失。《史记·历书》:“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文中“羽声”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之一,五声中宫声最浊,羽声最清。“詹”为至或到的意思。“以至子日当冬至”一句,可解释为“以待冬至正逢子日这一天”;但结合后面“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一句,以及《史记·汉孝武本纪》“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史记·历书甲子篇》“十一月朔旦日名得甲子”等语,抑或是“以至甲子日当冬至”的省略或者讹误?聊备一说,以供研讨。“阴阳离合之道”的“阴阳”,则是特指日月五星七曜,其中月为阴,日为阳;金星、水星为阴,木星、火星为阳。将上面这段文字白话一下:“自改历改朔以后,五气运行正常,羽声恢复清越之音,与历法相关的各种名号该恢复的恢复,该改变的改变。只待冬至正逢子日这一天就可以正式更改历法(改朔),(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阴阳日月五星该离的离,该合的合,各自都进入一次新的运行循环周期。此前已经推算出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正好是冬至,于是汉王朝便确定以这一天为起始点更定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看到这段话难免会产生困惑:“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分明是在赞美汉王朝根据政治传统和现实需要更改历法的行为是多么成功,下面话锋却又突兀一转,完全回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的轨道上,这不是很矛盾也很不正常吗?况且《史记·汉孝武本纪》明确记载是“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即“夏季五月,汉王朝更改历法,把夏历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但为什么《史记·历书》又特意说要等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即为什么要等十一月冬至正逢甲子日这一天才去正式更改历法?到底是要遵循政治传统“改正朔”,还是要继承“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笔者认为,这种相互矛盾纠结的历史述说只能告诉我们:汉王朝虽然基于政治传统和现实需要,在社会世俗层面上更改了所谓历法,遵循夏历将立春后一个月即寅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在汉王朝真正的天文历法推算中,则依然坚持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的历法传统。

 

再看看《史记·历书甲子篇》:“太初元年,岁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十一月朔旦日名得甲子,夜半时为冬至节。冬至在子时,方位为正北。全年为十二个月。月朔无大余,无小余;冬至无大余,无小余;焉逢摄提格,即太初元年。全年为十二个月,月朔大余为五十四日,小余为三百四十八分;冬至大余为五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单阏,即太初二年。有闰月,全年为十三个月,月朔大余四十八日,小余六百九十六分;冬至大余十日,小余十六分。
  游兆执徐,即太初三年。全年为十二个月,月朔大余十二日,小余六百零三分;冬至大余十五日,小余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即太初四年。全年为十二个月,月朔大余七日,小余十一分;
冬至大余二十一日,无小余。
  徒维敦牂,即天汉元年。有闰月,全年为十三个月,月朔大余一日,小余三百五十九分;冬至大余二十六日,小余八分。
  祝犁协洽,即天汉二年。全年为十二个月,月朔大余二十五日,小余二百六十六分;冬至大余三十一日,小余十六分。”

这段文字,是摘录《史记·历书甲子篇》中开篇前六年历法推算的历史记录。《史记·历书甲子篇》剩余内容,除年号年名以及数字不同,其它都与开篇前六年的历史记录基本一致。太初、天汉为汉王朝自定年号,其中太初年号使用四年,天汉年号使用四年,此处天汉年号只摘录前两年。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等则是传统年的名称(注后)。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史记·历书甲子篇》所记载的每一年历法推算的记录,都是以“冬至”作为一年历法周期的起始点,同时也是前一年历法周期的终结点,这无疑是对“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的历法传统所给予的一次次无声的确认。

  

至此,笔者认为,虽然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常常要改历改朔,重新确立每一年的“正朔”,来象征和宣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以至于夏商周秦汉不同时代,各有各的年,各过各的年,但是在真正的天文历法推算中,历朝历代历法家都依然遵循着一个固定不变的传统,即以冬至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起始点,以冬至所在月即十一月子月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综观各朝历法,尤其是汉以后各朝历法,这一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

 

注:在有些注家对《史记·历书甲子篇》的注解中,将“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等名称注解为“岁名”。《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说明,所谓岁、祀、年、载,都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年,即一年时间周期;只是时代不同,对一年时间周期的叫法不同罢了。郭璞在对《尔雅·释天》这段话作注时说:“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年,取禾一熟;载,取物终更始。”这种解释,其出发点,显然偏重于探讨岁、祀、年、载四个不同年名称其最初的造字由来。但在它们长期交错混用以后,倘若依然强行界定其在后世某个时代的不同含义,未免有些刻舟求剑的嫌疑。因此,笔者在本文将“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等年的名称,只解释为“传统年的名称”,以与太初天汉等汉王朝自定年号相区别,而未敢以“岁名”称之。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历书甲子篇》中,太初、天汉等汉王朝自定年号,与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等传统年的名称,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在《史记·历书甲子篇》中恰好形成了两条道路两条线。由此推想,则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等名称,便不能排除是区别于汉王朝自定年号的中国传统历法年的专用名称——是否果真如此?笔者对历书知识知之甚少,不知道《史记·历书甲子篇》这样做有没有特定的天文历法意义,诚待方家解疑释惑。

 

四,以冬至作为一年起始点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诞生演进的必然结果。

 

(一)“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

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每年冬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南纬23°26')。这一天北半球得到的阳光最少,白昼最短。身处北半球黄河流域的我国古代人们也早就发现,冬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阳光最少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阳光就会越来越多;到了夏至这一天,白天时间最长,阳光最多;夏至之后,白天就会一天天变短,阳光就会越来越少,直到又一个冬至到来,又会迎来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阳光最少的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或许就是《史记·汉孝武本纪》:所记载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吧?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一月十五日,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至此而极”,到此就到极点了。物极必反,到了极点,当然就要重新开始。《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北斗斗柄指向正北方子位),为冬至,十一月中。阴极而阳始至,日南至,渐长至也。”“阴极而阳始至”,阴气强盛到极限,阳气开始回归。《恪遵宪度抄本》:“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故曰冬至。至者,极也。”这段话大意是说:“太阳运行到了最南边,阳光照耀的白天短到了头,白天的日影和漫长的黑夜长到了头,当然冬季也就到了头,所以称其为“冬至”;至,就是极限、尽头。”极限,尽头,就意味着太阳运行一个旧时期(年)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年)的开始。

 

古人观象授时,其根本目的,自然是要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服务,诸如农事、放牧狩猎乃至日常生活身体健康各方面。万物生长靠太阳,生命世界的生长壮大离不开阳光。太阳和阳光,注定是古人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最重要的关注对象。而冬至,恰恰是太阳周而复始运动变化过程中一个旧时期(年)的终结点,也是一个新时期(年)的开始点。因此,古人以冬至作为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一个基本标志,并将其作为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一个新时期即新的一年的起始点,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儿。

 

 

(二)“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地球历法离不开天文,凡是称得上真正的历法,一定是天文历法。既然是天文历法,就离不开天文星象。在中国传统历法史中,除了日月五星,北极星和北斗星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它们在历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连日月五星都是望尘莫及不能比拟的。

北极星,或称极星,指的是最靠近北天极的一颗星,因为离北天极很近,差不多正对着地轴,所以从地球北半球看,它的位置几乎不变。不同于西方以黄道坐标为中心的天文体系,中国古代发展了以赤道坐标为中心的天文体系,北极星在这一体系中处于天球正北,而它的位置一直不变,只见星天变换,全天星星似乎都在围绕它旋转移动,所谓天运无穷,极星不移,因而成为星空流转千年如一日的参照物和见证者。”古人看到它“居其所而众星拱(环绕)之”,便认为它是天上的天子,于是称其为帝星。《释天》:“北极谓之北辰。”《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观象》:“北极星在紫微宫中,一曰北辰,天之最尊星也。其纽星天之枢也。”

 

北斗星,又称魁星,是指在北天空排列成斗勺形的七颗亮星,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因此又常被称为北斗七星。其中勺头两颗星叫“指极星”,天璇、天枢相连成直线并延伸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和其它星辰一样,因为地球的自转,北斗星每天也在围绕北天极做圆周运动,即周日视运动。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随着季节变化,北斗星的斗柄在运动中沿着顺时针不断改变方向:每当春季,北斗星斗柄总是指向东方;每当夏季,北斗星斗柄总是指向南方;每当秋季,北斗星斗柄总是指向西方;每当冬季,北斗星斗柄总是指向北方。正如《鹖冠子》和《淮南子》等典籍所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说明古人早已学会通过观测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季节的变化。

 

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北极星和北斗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古人将北极星和北斗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北极星区,合称“斗极”;视北极星为帝星,又将北斗星视为“帝车”,如同北极星驾驭着北斗七星巡视主宰着星空世界。尤其古人通过北斗斗柄指向来确定季节变化,感觉春夏秋冬冷暖寒暑似乎都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在指挥和控制着,因此“斗极”又被视为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秩序的制定者,天地万物繁育化生的枢纽和中心。

 

《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史记·五帝本纪》:“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甘石星经》:“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

孔颖达在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这句话作注时说:“七政,其政有七,于玑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谓日月与五星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璇玑玉衡”具体指北斗七星中的天璇、天玑、玉衡三星;史书中常以“璇玑玉衡”或“玑衡”代指北斗星。“七政”系指日月五星。日月五星也称七曜,分别是太阳星(日)、太阴星(月)、木星(岁星)、火星(荧惑星)、土星(镇星)、金星(太白星)、水星(辰星)。“齐七政”的“齐”是什么意思呢?《玉篇》:“整也。”“齐”有整的意思;整即整治、治理、管理。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是说北斗七星统辖管理着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正常运行。南朝著名史学家裴骃,在其《史记集解》中对《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这段话作注时,引用了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注解《尚书》的话:“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镇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这是说北斗七星不仅统辖管理着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正常运行,而且对它们分别采取“正日、主月、命火、煞土、伐水、危木、剽金”等“日月五星各异”的管理措施和办法。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天帝(北极星)乘北斗帝车运行在星空中心,节制统辖四方,分阴分阳(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确立春夏秋冬四时,调节均衡五行,促使二十四节气的正常移转和太阳的正常运行(太阳正常行度),并以此确定天文历法和农时变化规律,上述这一切,都有赖于北斗七星啊!

《晋书·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旋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

不过,北斗星再厉害,毕竟只是帝车,真正“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还是驾驭帝车的天帝北极星。帝车,就像天帝手中的仪表。天帝借助它就可以有效地节制管理日月五星的正常运行(齐七政),从而实现“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目的。

 

综上所述,北极星和北斗星在古代天文历法制定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那么,在我国历法传统中,是怎样反映这一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呢?

《史记·历书甲子篇》:“太初元年,岁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十一月朔旦日名得甲子,夜半时为冬至节。冬至在子时,方位为正北。”此处《史记·历书甲子篇》为什么要特别点明“冬至在子时,方位为正北”呢?夜半子时所对应的正北方,不正是北极星和北斗星所处的方位吗?

唐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此处便直接点明日、月、五星皆会于子方,即会聚于北极星和北斗星所处的正北方。

《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十一月中。阴极而阳始至,日南至,渐长至也。”“斗指子,为冬至”,北斗斗柄指向正北方子位(北极星和北斗星方向),便是一年的冬至了。

清乾隆年间有一位进士王元启,一生著作颇丰。《清史列传》称其“尤精于历算,亦有著述多种,并传于世。其正史记之讹者,为律书、历书、天官书各一卷。”《史记·历书》:“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王元启在对“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这段话作注时说:“古者太初上元甲子夜半冬至,七曜皆会于斗牵牛分度,自此而后,诸曜或迟或疾,各异其行,所谓离合之道也。”此处“古者太初上元”的“太初”,有“最初”之义,并非指汉朝太初年号的“太初”,所以才说“古者太初”;“古者太初上元”,即指我国最早开始制定历法的“上元”时期。对《史记·历书》上面那段话,王元启解释说:“古代最早开始制定历法的上元时期,因为远古某一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正逢冬至,此刻又恰遇日、月、五星都会聚在正北方斗星(南斗)牵牛星分度,从此刻以后,日月五星运行或快或慢,该离的离,该合的合,各自按照自己固有的轨迹运行,又进入一次新的运行循环周期。”

“斗牵牛分度”在子位正北方,是北极星和北斗星所处区域,也必然是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既然认定“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那么,日月五星皆会于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然后在“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的统一管理和调控之下,日月五星该离的离,该合的合,各自按照自己固有的轨迹运行,又进入一次新的运行循环周期,这不正是天道运行乃至天文历法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一次新的开始吗?而这一次新的开始,显然已经将我国传统天文历法中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都囊括其中:如冬至——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北斗斗柄指向子位正北方便是一年的冬至(“斗指子为冬至”)——冬至在子位正北方——子年子月子日子时都可以代表北斗斗柄所指向的冬至所在方正北方——冬至方位正北方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常年所处的地方——也必然是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或者“甲子朔旦夜半(子时)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或者“古者太初上元甲子夜半(子时)冬至,七曜皆会于斗牵牛分度”.......林林总总这么多方面因素,竟然在那时那地那方刹那间浑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然而,翘首向北天望去,我们发现,这鸿蒙太虚的星光离合,风云际会,八方来宾,其实无一例外都是扑着一次重要天文事件而来。这一重要天文事件,就是冬至!冬至——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北斗斗柄指向子位正北方便是一年的冬至(“斗指子为冬至”)——冬至在子位正北方——子年子月子日子时都可以代表北斗斗柄所指向的冬至所在方正北方——冬至所在方正北方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常年所处的地方——也必然是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果然,恰逢“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恰逢“甲子朔旦夜半(子时)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恰逢“古者太初上元甲子夜半(子时)冬至,七曜皆会于斗牵牛分度”,该来的纷纷都来了!——新的一次轮回由此开始了!——轮回地点:子年子月子日子时都可以代表的冬至方位正北方,即北极星和北斗星常年所处的地方,也必然是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轮回核心事件:“冬至”(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一年周期的起始点)——轮回时刻:传统历法家们最期望的轮回时刻是与“斗指子为冬至”所揭示的轮回核心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方位一致的子时。其中,子年子月子日子时是基于本核心事件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完美时间组合,但对于每一年的冬至而言,除了冬至所在月注定是子月之外,其它如子日子时都是未定之数——要制定天文历法,必须首先寻找一个能彰显一年周期天道运行和天文历法每一次轮回何时何地何方开始的明确标志。而且这个标志,必须能够兼顾到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以及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等天文星象、尤其是“冬至”这一核心天文事件、及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等天文历法基本元素。寻找这样一个标志,还必须首先考虑其实际可操作性,譬如在历书记载中肯定不适合使用方位如正北方来表述,也不适合使用星辰如北极星来表述,似乎使用一个时间标志应该最合适吧?于是,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子时!可惜略加思索,就发现子时虽然为时间标志,在方位上也可以代表北极星和北斗星所在正北方,以及“斗指子为冬至”所揭示的冬至所在方正北方,但每一年的冬至未必发生在子时。冬至一定年年有,但不可能固定于同一个时刻呀!看来想使用一个固定时刻作为彰显一年周期天道运行和天文历法每一次轮回何时何地何方开始的明确标志,也是不合适的。怎么办?方位、星辰、时刻包括地支时都不合适,还有什么合适呢?《恪遵宪度抄本》:“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故曰冬至。至,极也。”太阳运行到了最南边,这是天文星象。至,就是极限、尽头;极限,尽头,就代表着太阳运行一个旧时期(年)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年)的开始,这是时间元素。可见“冬至”,本身就兼具着天文星象和时间这两大至关重要的天文历法元素。《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为冬至”——北斗斗柄指向子位正北方便是一年的冬至——北斗斗柄所指向的冬至所在方,即子年子月子日子时所代表的子位正北方,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常年所处的地方(何地何方),也必然是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每一次轮回开始的地方。你看,在古代天文学家眼中,一个“冬至”,便早已将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以及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等天文星象及其时间、地点、方位等天文历法基本元素都一网打尽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完全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天道运行和天文历法每一次轮回在何时何地何方开始的明确标志,即以冬至作为天道运行和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起始点,以冬至所在月即十一月子月作为天道运行和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在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以及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等天文星象的共同影响下,便注定是我国传统天文历法推演诞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明朝《太乙数统宗》记载:“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天心气运,正值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皆合于子,是为上元。”据古人推算公元前2697年冬至,正好是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这一天又恰好是传说中黄帝登基即位之日,更逢“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皆合于子”这一奇特天文现象,因此那一天——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自然就被推演认定为远古上元历法最完美的开端。这种看似完美无缺的推演结果,究其本质,无非是对帝星乘帝车统御“旋玑玉衡以齐七政”以及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等传统天文历法观念的高度认可,并在对远古天文历法历史的追溯中所给予的进一步确认。

 

此刻,我们就豁然明白,为什么《史记·汉孝武本纪》、《史记·历书》以及后世历书,都会念念不忘“冬至”,并视为“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推历者以本统”!

 

(三)《易·地雷复卦·彖》曰:“复,亨,刚反。”

    如果说,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以及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中心的天文星象对我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诞生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建立在我国传统天文历法基础上的易学阴阳五行思想,反过来,也同样对我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诞生演进发挥了非常突出的引领作用。

《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明明是要说

“古者太初上元甲子夜半冬至,七曜皆会于斗牵牛分度,自此而后,诸曜或迟或疾,各异其行,所谓离合之道也”,却将“七曜”即日月五星以“阴阳”概括之,一语双关:一方面,当时的人们一看就明白,所谓“阴阳离合”说的就是日月以及木火土金水五星,“自此而后,诸曜或迟或疾,各异其行”,另一方面,又顺势发挥了易学阴阳五行思想的统御引领作用,提高了作者行文的高度和境界。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天帝(北极星)乘北斗帝车运行在星空中心,节制统辖四方,分阴分阳(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确立春夏秋冬四时,调节均衡五行,促使二十四节气的正常移转和太阳的正常运行(太阳正常行度),并以此确定天文历法和农时变化规律,上述这一切,都有赖于北斗七星。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了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才有了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古人才因此总结出了阴阳五行思想,有先有后,先后分明。但是在《史记·天官书》的行文中,“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作用,却首先是“分阴分阳”——有了阴阳盛衰变化的引领,然后才“建四时”,即确立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确立了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然后才“均五行”——有了阴阳五行的均衡调节,然后才谈得上“移节度(使节度移)”,即促使二十四节气的正常移转和太阳的正常运行(太阳正常行度)——有了“移节度”,然后才能够“定诸纪”,即以此确定天文历法和农时变化规律。显而易见,阴阳五行思想不仅来自于古人对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周而复始的基本规律以及春夏秋冬冷暖寒暑变化的高度概括总结,而且古人已然认定阴阳五行思想是存在于宇宙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普遍规律,宇宙世界及其万物都是阴阳五行气运动变化的产物,自然也都必须受到阴阳五行气运动变化的引领和制约,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古人又运用阴阳五行思想来阐释和述说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周而复始的基本规律以及春夏秋冬冷暖寒暑的变化,如此以来,易学阴阳五行思想也必然在古代天文历法的制定和演进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的行文述说,称得上是易学阴阳五行思想影响和引领古代天文历法制定和演进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晋书·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

    《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十一月中。阴极而阳始至,日南至,渐长至也。”

《隋书·律历志》:“夫历者,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可以迎日授时,先天成务者也。然则悬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日月),气序环复,无信於四时。日月相推而明生矣,寒暑迭进而岁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极乾坤之变。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当期之日也。至乃阴阳迭用,刚柔相摩,四象既陈,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创历之厥初者欤?.......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虛之节,皆应躔次而不淫。”《隋书·律历志》这段话的大部分内容,几乎是从《易经·系辞传》里生吞活剥而来。“夫历者,纪阴阳之通变”:历书,就是用来记述阴阳之气流通运行及其变化的。从上述历史记载不难看出,《易经》以及易学阴阳五行思想在古代天文历法的制定和演进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那么,在古代天文历法的制定和演进过程中发挥着指导和引领作用的易学阴阳五行思想,对于一年周期的终和始,又是持怎样的一种观点呢?

    众所周知,在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中,冬至是一年周期中阴阳转化的关键和枢纽。十二消息卦之一的地雷复卦,在《易经》中便代表着“冬至”。《易·地雷复卦·彖》曰:“复,亨,刚反。”刚即阳或阳气;反即返,返回;“刚反”,是说阳气在经过秋冬季长时间衰退后重新开始恢复成长。《易·地雷复卦·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地雷复卦最下面的一个阳爻,象征着每逢冬至来临,阴气便走到了一年周期强盛的极限和尽头,同时,因为衰退萎缩似乎离我们远去的阳气又回来了(太阳从南回归线开始返回),所以被称为一阳来复,又称冬至一阳生。每年冬至日这一天,先王会关闭城门,禁止商旅进出,君王也不会在这个时间巡视各方。

除了地雷复卦,在承载着阴阳五行思想精华的各种易学经典图式中,诸如八卦图、十二消息卦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周天图以及河图洛书等,都是以“冬至一阳生”作为一年周期阴阳盛衰变化的分界点——是终结点,也是起始点。这方面内容,都属于易学基本常识,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古人在对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以及春夏秋冬冷暖寒暑变化的高度概括总结中,不仅创立了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起始点的天文历法,同时也创立了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阴阳盛衰变化分界点的阴阳五行学说,继而在天文历法制定和演进过程中,又自觉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和述说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基本规律以及春夏秋冬冷暖寒暑的变化,如此一来,则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阴阳盛衰变化分界点的阴阳五行学说,就必然会对我国传统天文历法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起始点问题发挥底定乾坤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对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中心的天文星象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对天文历法的制定和演进所发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些讨论,笔者认为:以冬至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起始点,以冬至所在月即十一月子月作为天文历法一年周期的第一个月,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在太阳围绕地球视运动、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中心的天文星象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诞生演进的必然结果,这一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

 

五,在易学实践应用中,庚子年究竟应从何时算起?

 

回到本文开篇,笔者认为,无论从我国传统天文历法角度,还是易学历史传统以及易学实践应用角度,那位大师所说“真正的庚子年要等立春之后才到”,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抛开天文历法和易学历史传统,单纯从易学实践应用而言,诸如八卦、六爻、奇门、命理、风水等,在断定吉凶及其应期时,都必须以冬至作为一年周期的起始点。20191222午时冬至开始,就进入庚子年;20191222午时冬至前子月为己亥年丙子月;20191222午时冬至开始就是庚子年丙子月。命理学虽然在排盘布局时以立春节作为一年周期的起始点,但在断定吉凶及其应期时,也必须将“冬至建子年”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完整地完成判断吉凶及其应期的任务。况且,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肺炎疫情这类大规模群体性瘟疫事件,其牵涉方方面面因素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因此,在仅就群体性瘟疫事件本身而非针对某个个人进行易学预测和分析时,命理学排盘布局法则并不适用,既然如此,又岂能以立春节作为庚子年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呢?

 

    再来仔细看看这位大师的其它分析:“现阶段恰为猪与鼠的交接,在十二生肖中,猪是最静的,鼠是最动的,交接过程中的不和谐在所难免。”“猪是最静的”吗?据百度百科介绍(笔者摘录其中一段略加删减):“野猪是杂食动物,食物非常丰富,青草、土壤中的蠕虫都是其取食对象。有时还偷食鸟卵,特别是松鸡雉鸡的卵和雏鸟。鸟巢一般都隐蔽得很好,但野猪的嗅觉非常灵,能嗅到鸟巢的位置。一旦嗅到一窝鸟卵就在附近,野猪会四处搜索寻找鸟巢,直到找到为止。野猪善于捕食兔、老鼠等,还能捕食蝎子和蛇,饿极了的雄性野猪还会捕食幼年的豹、豺狗。”如此做派和习性,我们能说“猪是最静的”吗?至于一直处在圈养中的猪,其活动空间一般非常狭小,纵使想动也没地方动,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久而久之便懒得动,渐渐习惯吃了睡睡了吃,但这不是猪的本性,更不是生肖猪所应该有的本性!要知道,即使那些从小圈养的猪,只要放牧到野外,也会马上恢复其狂野的本性,到处刨挖搜寻,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被刨挖得一地坑坑洼洼,满天尘土飞扬。倘若非要说相对的静,在十二生肖动物中,恐怕也没有比蛇更静的。且不说蛇每年都有小半年的蛰伏,是十二生肖中唯一在冬季潜伏蛰藏的动物,即使平素捕食也经常采用守株待兔打埋伏的手段,不会像野猪那样到处刨挖搜寻。总之,在十二生肖中,“猪最静”这个说法找不到现实经验有力的支撑,自然不应该将这个名头随意粘贴在生肖猪身上。还有一句“交接过程中的不和谐在所难免”,这是什么理论?在易学理论中,地支亥子并不存在相互刑冲合穿害的关系,而且亥子五行都是水,又说一个是最静的,一个是最动的,正是动静互补,阴阳互补,雌雄互补,彼此形成天然奇妙的反差美,就如同生龙活虎的阳刚少年忽然邂逅了一位静如处子的妙龄少女,且不说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怎么就“不和谐在所难免”了呢?更为奇葩的是,这位大师竟然说“此次交接不同于其他生肖的交接,乃为大循环、大交接,是12年一次甚至60年一次的交接,阴阳平衡短时会被打破实属正常。”流年的交接,从十二生肖地支说,无一例外都是12年循环往复出现一次;从六十甲子说,随意一个流年干支组合,也无一例外都是60年循环往复出现一次,并与前后其它干支组合相互交接;既然如此,己亥猪年与庚子鼠年的“此次交接”,怎么会“不同于其他生肖的交接,乃为大循环、大交接”了呢?这莫须有的“大循环、大交接”究竟“大”在哪里?我看恐怕就“大”在这位江湖大师的逆天大嘴上了吧?

 

我在回复那位企业家朋友的咨询时,因为正逢春节皆大欢喜之时,实在不愿意多说些煞风景的话,况且又担心被误解为“同行是敌人”,所以才说“这篇文章分析得不错,其基本观点是对的。唯有一处,其开篇认为庚子年从立春开始,这种说法是不周全的。”客气话多一点,面子有了,但难免虚情假意,口是心非!今补写此文,也算是一次心灵的补偿和平衡吧。

 

方夷,男,1964,山东青岛市人。著有《易学源流》、《气场命理学》、《气场医药学》、《地理环境气场学》、《气场信息学》等多部易学著作和讲义。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易学精华基础上,方夷以气与气场为基本概念和理论核心,以现代科学理念和精神,重新解读和建构了中国传统易学理论体系和易学运用体系。《易学源流》(原《易学真象》)一书,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指出了世传八卦河图洛书在神秘面纱笼罩下的错误之处,挖掘整理出了原本早已淹没在历史云烟中的五行八卦系统和正确无误的河图洛书。《气场命理学》、《地理环境气场学》和《气场信息学》,则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命理学、风水学和诸多周易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精华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出一系列全新实用的易学预测模式和地理环境调理预测技术。多年来,曾为众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易学咨询策划和地理环境选址调理服务。现为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荣誉理事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地理环境科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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